央视网吴大观专题链接：http://news.cctv.com/special/wdg/sy/index.shtml

　　央视网消息（记者赵旋璇 沈阳、西安、北京报道）：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是明星；也许，你不知道他做出过什么业绩，因为他一生默默耕耘；也许，你不知道他倾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做一颗心，一颗装在战机上的“中国心”！

　　吴大观，原名吴蔚升。1916年出生，扬州中学毕业；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从机械系转读航空系。

　　40年代在贵州大定的深山里研究发动机；1944年赴美学习。

　　1947年回国，同年北上，到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讲师；1948年，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受到聂荣臻元帅接见；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参与新中国OG真人筹建工作。

　　1956年，赴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410厂）组建发动机设计室，领导研制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气教练机用的喷发1A发动机。

　　1961年，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所（606所）任职，参与领导研制涡喷7甲（815甲）、涡扇5（61F）和涡扇6（910）发动机。

　　1978年初调任西安发动机制造厂（430厂）副厂长兼设计所所长。主抓涡扇9（斯贝）发动机的专利生产。

　　1982年8月至去世，在北京任OG真人部（后为航空航天工业部、OG真人总公司、中国一航集团公司）任科技委常委、顾问。参与编制多项发动机通用规范，参加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研究和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的论证。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在京去世。论坛里，人们称老爷子为“中国OG真人的超级元老”、“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发动机问题解决不好，就是飞机得了‘心脏病’”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总理把就航空发动机出现的技术质重问题喻为飞机得了“心脏病”。的确，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是体现飞机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水平和国民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飞机的国家不少，但是能够独立研制航空发动机只有美、俄、英、法四个国家。

　　聂荣臻：“你将来是大有作为的”

　　吴大观的中学时代是在扬州度过的。在扬州中学这所百年名校里，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赴中国救灾的故事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吴老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中学毕业后，吴大观进入长沙临时大学机械系学习。由于战乱，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机空袭使昆明没有安息之日，他和同学为了躲避轰炸跑到郊外看书学习。“当时我们中国人真是太受欺负了。”一种被刺痛了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吴大观的爱国热情，这种爱国热情又逐渐转化为对“航空救国”的思想探索，并影响他一生。

　　几经努力，吴大观从西南联大机械系转读航空系，并于1942年8月被分配到国民党设在贵州大定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设计科技术员，在“乌鸦洞”（厂址）里开始了他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的生涯。

　　1944年，吴大观赴美莱康明航空分发动机厂学习。在那里。吴大观用半年的时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后来，他又进入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航空齿轮制造技术，并第一次见到了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1947年，他谢绝了同学、朋友请他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的好意，踏上了回国的路程。“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国内没有办法比的，但我当时根本没有留在那里的念头，既然学了一套技术还是要回来搞祖国的OG真人，报效国家。”

　　而后，身为北大讲师的他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又辞去了当时这一收入颇丰的职务。1948年11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的吴大观化装成东北逃荒要饭过来的照相馆小老板，带着爱人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及弟弟巧妙通过敌人封锁线，投奔解放区。不久，聂荣臻元帅亲自接见了他，请吴全家爱吃涮羊肉。席间，吴大观告诉聂元帅：“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听了这番话，聂荣臻元帅大声对吴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从此，吴大观真正踏上了航空报国之路，与航空发动机结下了毕生情缘。1949年11月19日，在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任组长的吴大观由沈时全、孟少农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坚持了一生。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献给党”

　　在吴大观60年代的一本工作笔记的扉页上有这么一行字：“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献给党”。在他68年的从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奋斗，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重工业局航空筹备组到航空部科技委，吴大观先后主持了涡喷5、喷发1A、红旗2号发动机的研制。1958年10月，装备“喷发1”的两架“歼教1”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西苑机场，受到中央首长的检阅。吴大观点亮了我国OG真人的黎明，他组织改进改型我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组织改型设计我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组织自行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但是，由于十年动乱，涡扇6曾四次上马（立项进行研制）、三次下马（停止研制）、五次转移研制地点，飞机五次更改设计指标。1984年，由于配套飞机下马，涡扇6发动机因失去使用对象而中止研制。但是，涡扇6发动机是我国自行设计发动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研制过程中采用的新技术、研制的新材料、采用的新工艺以及先后攻克的114项技术关键，为后来成功进行“太行”发动机研制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材料和人才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吴老较早地把“斯贝”（Spey）发动机介绍给国内同仁，后来又亲自主持了“斯贝”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离开一线后，吴老还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使我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生产有规可依，有矩可循。

　　气冷空心叶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王冠上的明珠”。谁掌握了这项冷却技术，就等于拿到了研制现代先进航空发动机的“金钥匙”。当时，这项技术在我国航空领域还是空白，为了攻下这项尖端技术，吴大观决定进行自主创新研制。在一次研制协调会上，吴大观与时任621所总师的荣科打赌，“如果气冷空心叶片研制不出来，就把我吴大观的脑袋挂在606所的门口！”

　　吴大观在消化吸收国外资料的基础上，集所里精兵良将，夜以继日反复研究、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在621所、沈阳金属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技人员通力配合下，终于最先拿到这把“金钥匙”，比当时国际OG真人发达国家的速度并不落后。这一重要成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被国家评为技术进步一等奖。

　　“他心里装着全中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吴大观也没有逃过遭受磨难的厄运。但他那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关“牛棚”、挨批斗，但即使是冬天参加劳动改造打扫粪便结成冰碴的厕所，吴大观也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吴大观一直坚信“科技救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搞技术的技术人员不敢看外国科技书，怕被扣上“帽子”。但吴大观却坚持书不离身，把英国的技术杂志用红色的封皮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1972年，恢复工作后的吴大观却从来没有因为之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发出丝毫怨言。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钟爱的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上。1971年，吴大观的母亲在北京病危，急电催他回京。当时他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得到调试发动机的工作机会。他向组织上请求，为了工作暂不回去。他说：“弥补丢失的工作时间尚嫌不够，对病母更难以尽孝。”

　　没有抱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很多与他共事过的老同志老专家告诉我们：“吴大观的心里装着全中国”。吴老在自传里写到：“就是在（“文革”）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因此恢复自由之后，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把与国外拉大的差距尽量缩短。

　　他总在与时间赛跑，他说“这样做不是爱惜生命而是爱惜时光。”每天，吴大观都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一个。几乎每天都要去办公室。当年606所的同志们说：“晚上，吴副厂长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都是亮的。” 1982年调到航空部科技委任常委，退居“二线”的他更加抓紧时间学习工作。即使是2004年离休后，吴老仍然要求保留自己的办公室，早晨6：30准时上班，晚饭后继续工作2-3个小时。直到2006年，90岁的吴老自感身体大不如前，腰弯得厉害，走路吃力，才取消了晚上到办公室工作的习惯，但每周仍有2-3天白天到办公室学习、工

　　“早上10分钟学外语，下班1小时学技术”

　　“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外语是半文盲。”吴大观经常拿这样一句话来激励大家学习。他亲自组织培训班，请英语好的同志讲课，对科研人员进行分批轮训，并号召大家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自学英语，晚饭后1小时学技术。每天晚上，科研楼里灯火辉煌，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今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仍是津津乐道。

　　对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吴大观举办英语强化班重点培养，课程是在吴老家里进行，大家每天早上先到他家读英语九百句。他请所里英语水平很好的周晓青和华清来教大家，自己也亲自授课。周晓青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好，当时在606所当技术员。60年代的中国还不大提倡学习英语，很多技术人员都是学俄语出身。有一年元旦大家在一起集中学习，吴大观上来就要求大家只用英语交流。一位技术人员紧张得很，一上来就把一句简单的“新年好”说成了半句俄语、半句英语的混合句，惹得大家一阵好笑。这些挑选出的技术骨干，在吴老的亲自培养下，英语水平显著提高，也为日后成长为航空发动机研制的领军人物和专业技术带头人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

　　1930年出生的中国航空科研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顾诵芬在谈到吴老时自称“晚辈”。在他看来，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多种型号都是在吴老的带动下研制出来的，很多航空界的人才都是在吴老手下培养出来的，“发动机设计所会说英语的人比飞机设计所多的多，实验室、专业人才也比飞机设计所多，吴老当年‘逼’大家学习绝对是功不可没。”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1977年底，吴大观调430厂（现西航集团公司）任副厂长兼任设计所所长，全面负责英国“斯贝”（Spey）发动机专利技术引进和试制工作。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只能跟英国专家学习。但由于英方出售的是制造权不是设计权，所以发动机的关键技术不能透露。看到当时中方人员学习的热情，拥有斯贝技术的英国R•R（罗•罗）公司技术董事对吴大观他们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连苹果树都买走。”直到30年后的今天，高新关键技术都是难以用金钱买到的。

　　1980年初，作为技术领队，吴老带领20多人的技术队伍将发动机送到英国进行高空模拟试车和部件考核试验。当初确定赴英人员名单时，吴大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要求优先考虑其他设计院所的人员参加培训，这就意味着要减少430厂自己人员的名额。消息传出之后，在工厂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认为吴大观的做法是 “胳膊肘向外拐”。然而吴大观却认为，涉及到高空台试验，其他几个院所比430本身更有资质，把名额给他们更合适。

　　由于当时涡轮研究所（624所）已经在建高空台，但技术没有吃透，吴大观决定以624所的人员为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就是当年624所同行的技术人员之一。1980年，刘大响跟随吴大观一行参加了斯贝发动机赴英考察试验，在英国罗•罗公司学习近7个月，任高空台考核组组长。吴大观当时担任副领队，他向刘大响提出要抓住这个机遇，既要完成发动机考核试验，又要学习英国高空台模拟试验技术。正因为在“亚洲第一台”——高空模拟试车台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刘大响成为了中国航空动力界的第一批院士。

　　在英学习期间，吴大观上、下班都比别人早。所有派出工作人员都是两班倒，唯独他常常跟了这个班又跟下一个班。时间一长，就连现场的英国工作人员也奇怪地问：“这位老先生是你们什么人？”当得知64岁的吴大观是技术副厂长相当于英方总工程师时，英方工作人员感叹道：“你么这么大的官每天还到现场来，真是不简单！”

　　吴大观要求所有技术人员对于每天看到学到的东西都要整理成文。回国后的40天里，他还组织大家大家集中学习、交流、讨论、写总结。这一次学习的成果后来成为了三册很厚的技术书籍，其中高空台模拟试验部分，对我国高空台建设和调试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组织上为我做了太多，我做得太少了”

　　在很多老同志的眼中，吴大观都是一个平易近人、毫不摆架子的老头。在吴老的自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从小在舅舅家宅院门上看到的一副对联，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到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

　　60年代困难时期，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有专门的供应券可以到沈阳市里吃饭，虽然他也因为缺乏营养而身体浮肿，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到北京探望吴老的“昆仑”发动机总设师严成忠曾亲眼看到吴老将一碗没有卤的面条呼呼几口吃完，就匆匆赶到办公室。在北京的家里，吴大观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卧室里的老式组合柜还是用当年从西安搬到北京时装行李的包装板打制成的。

　　而就是这样一位简朴的老人，却在60年代作为专家有2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两次主动申请降工资，在申请未获批准后，他便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交。从1963年起，他每月多交100元党费。有人问他问什么那么傻，他说：“我们国家穷、困难多，多交党费心里踏实。”在厂里和职工一起吃食堂、穿胶鞋，听说谁家困难就拿钱贴补。1971年，他补发了“文革”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当作自己的党费交给了组织。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电影《悲惨世界》里的这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46年来，吴老坚持每年除正常缴纳党费外，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缴“特殊党费”，金额累计达111000元。临终前，作为一名老党员最后的心愿，吴老又一次性交出10万元“大额党费”。此外还为“希望工程”、灾区捐款累计9万多元。

　　就是这样两位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是一名共产党员分内的事。”

　　“好药不要浪费了”

　　在2008年底的一次体检中，吴老被检查出肝脏有肿块，怀疑是转移性肿瘤。对自己身体状况了如指掌的吴老没有去医院治疗，希望不惊动大家，平安地离世。直到今年2月18日才在无法坚持的情况下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吴老多次拒绝了组织上安排的转院和专家会诊，也拒绝使用进口药。只要是在清醒的状况下，他就拒绝治疗，甚至拔下针管。他一再对医护人员说：“组织上为我做了太多，我做得太少了，我这辈子已经知足了，好药不要浪费了。”

　　住院期间，吴老坚持读书看报做笔记，每次有同事探望，吴老都要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拱手对大家说：“耽误大家的时间来看我，真是对不住了。”他一直对探访者说：“我干了一辈子航空，但遗憾的是航空发动机我们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路，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我这辈子做得事情太少了，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直到临终前顾诵芬院士去医院探望，已经无法大声说话的吴老，还在顾老的耳边用力地说：“一定要对发动机继续研究，要敢说真话、做实事，把航空事业搞上去！”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病逝。遵照本人意愿，丧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要求，交10万元党费。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就在吴老住院当天，他还像往常那样，为风风雨雨走过67年的老伴儿削好了梨、因为老伴儿有慢性支气管炎，吃梨是多年的老习惯；他还像往常那样，让吃过早饭的老伴儿先擦了一把脸，自己再就着那盆水洗了脸。在94岁的老伴儿华国老人眼中，吴大观还是当年那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要不我怎么能跟了他呢。”不忍打搅，不忍触碰，因为每一次回忆都会让老人心痛。

　　在外孙女的眼中，吴老是那个只陪自己放过一次风筝的外公。1982年，女婿给外孙女带回来一个风筝，6岁的外孙女吵着要外公带自己去放风筝。于是，在家旁边的空地上，外公第一次那么悠闲地和孩子一起玩耍。要知道，小时候即使走路走累了要外公抱，他也只是对孩子说一声“再探”就继续赶路（京剧里小兵向统帅“报”军情，统帅会喊一声“再探”）。只放了一会儿风筝，外公就催促孩子回家，因为吃过晚饭还要去办公室工作。回家的路上，外孙女问外公什么时候还能再出来放风筝，外公微笑着说：“等我不用再工作的时候。”谁知，这个诺言他再也没有兑现。

　　在家人看来，吴老没有高官，没有厚禄，子孙也没有沾他的福，沾他的光，他坦然一生，淡然一生....他无愧，家人也无愧！他的一生，很幸福！

　　吴老80岁寿辰的时候，外孙女送外公一副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她说起码在她心里，外公配得上这八个字。